张掖大佛寺
文 | 张鸿清
张掖大佛寺是张掖古城的地标建筑。位于古城南街十字西侧，坐东面西，与周边的张掖山西会馆、土塔、木塔、西来寺、南华书院、高总兵府、肃王府构成一个历史文化建筑片区。其对面是新修的张掖市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1996 年，大佛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张掖大佛寺是一家4A级景区。来张掖和本是张掖的人，大佛寺是必去的人文景区。
经常有朋友问我关于大佛寺里“是不是？”的问题。接下来，笔者将从史话的角度来说说大佛寺的“不是”。
“不是”西夏寺院
自张掖县府街进入大佛寺景区，首先经过的是大佛寺广场。广场的西入口立着一块巨大的祁连山墨玉石，石上刻着“西夏国寺”。
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滋养了这片美丽富饶的张掖绿洲。碧草连雪山而穷天际，绿水越沙漠以注北海，构成绚丽壮美的塞上江南风光。早在四五千年以前，人类就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生息繁衍。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河西匈奴，直通西域，凿空丝绸之路；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取“张国之臂掖”之意，始置张掖郡。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张掖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过重要的桥梁作用。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之际，佛教文化便在这里蓬勃发展。魏晋五凉时期，中原战乱频仍，惟河西带河为固，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最早的佛教文化在这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著名石窟群相继在河西走廊大规模地开凿，张掖大佛寺的早期雏形便应运而生。
关于张掖大佛寺始建时间问题，据目前可见史料，有西夏和西晋两说。
一
西夏说，主要依据是《甘州府志》收录的明宣德二年(1427年) 立《敕赐宝觉寺碑记》。碑记曰：“甘州，故甘泉之地，居中国西鄙，佛法所从入中国者也。李乾顺之时，有沙门族姓嵬咩，法名思能，早从燕丹国师妙领真乘，深造突奥，阖境之内，贵贱耆壮，敬信无间，号之为国师。一日，敛神静居，遂感异瑞，慧光烨煜，梵呗清和，谛听久之，嗈嗈非远。起而求之，四顾无睹，盾至崇丘之侧，其声弥近，若在潜翳之下者。发地尺余，有翠瓦罩焉，复下三尺，有金甓覆焉，得古涅槃佛像。”
另据《重刊甘镇志》“宝觉寺”条，及《甘州府志》“宏仁寺”条，均记载始建时间为西夏永安元年（1098年）。
西夏（1038年—1227年）是我国十一世纪初以党项羌族为主体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自1038年元昊在兴庆府（银川市）称帝建国，于1227年被蒙古所灭，在历史上存在了189年，经历10代皇帝。时，西夏在甘州设宣化府。
1098年，西夏崇宗永安元年的一天，西夏国师嵬咩（法名思能），在宣化府一座古老寺院的斋舍里静俢，忽然感受到一股异常的祥瑞之气，美幻的慧光伴着妙音梵语，歌咏赞颂之声清和悦耳，仔细听了许久，如鸟鸣声似乎离得不远。嵬咩国师即起身寻找，环视四周，顺着声音的方向寻到一处高台的傍边，感觉声音更近了，好像隐藏在地下，刨开疏松的土壤一尺多，发现有绿色的琉璃瓦覆盖着，取开琉璃瓦，又挖了三尺深，发现又有金砖垒砌的一个龛，取开金砖发现里面是三尊古涅槃卧佛像。
一时间，嵬咩国师在古寺院发现涅槃佛的消息不胫而走，“时四境之内，僧行善信，传闻忻跃，奔走聚观。”嵬咩国师也因此发心，要建造一座宏大的佛寺供奉涅槃佛。于是他“殚厥劳贳，经营缔构”，竭尽心力，不辞劳苦，开始筹划建造佛寺。
恰在此时，西夏王李乾顺的母亲梁太后，被辽道宗遣使用毒酒杀死。《西夏书事》载：“乾顺自母梁氏卒，辄供佛，为母祈福。”嵬咩闻讯，立即与甘州僧人法净一同前往兴庆府，将三尊古卧佛像献给西夏王李乾顺。并说服乾顺由皇室斥资建造寺院为梁太后祈福。《西夏书事》记载：“甘州僧法净于甘浚山下，夜望有光，掘之，得古佛三，皆卧像也。献于乾顺，乾顺令建寺供之，赐额‘卧佛’。”
尽管《西夏书事》与《敕赐宝觉寺碑记》关于是谁掘得古佛的记载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掘得古卧佛三尊，并献给乾顺，乾顺又敕建寺院供佛，且赐额“卧佛”的记载是一致。笔者查阅相关史料时发现，现已在西夏文献中辑录到的国师有二十六位，嵬名思能国师位在其中。西夏时国师是佛教师号，地位仅次于帝师，主要负责管理佛教功德司事务，或传译佛经，或主持法事，在西夏佛教事务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此，应该是《西夏书事》误记所致。
公元1086年，年仅三岁的崇宗乾顺继位。母梁氏擅权，西夏国进人繁荣期。1099年，辽道宗派遣使臣至西夏，用毒酒毒杀了梁太后，结束了梁氏13年的专政。时年16岁的乾顺开始处理政务，改西夏“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为“尚文重法”，并采取一系列巩固党项霸业的措施。作为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的佛教与佛学，亦无例外地被推崇。因此，当嵬咩国师向乾顺呈献古卧佛，并奏陈在甘州宣化府建造寺院，为梁太后祈福时，李乾顺即采纳了国师的建议。
1103年，贞观三年，乾顺敕建甘州卧佛寺，并赐额“卧佛”。历经五年的时间，嵬咩在他发现古涅槃佛的寺院旧址，重新规划设计，建成了雄伟壮观的卧佛寺。《敕赐宝觉寺碑记》云：“不逾期岁，岿然焕然”。
自此之后历朝，皆以卧佛殿为主殿，数次修葺沿袭不变，逐步做实了张掖大佛寺为西夏始建之说。
另外，清乾隆年间重修大佛殿时，刻于主殿正门框上的对联：“创于西夏，建于前明，上下数百余年，更喜有人修善果；视之若醒，呼之则寐，卧游三千世界，方知此梦是真空。”因为其内容涵盖了卧佛寺的创建、重建时间，故这幅对联，也成为大佛寺建于西夏的依据之一。
二
西晋说，依据史料之一是乾隆十二年《重修卧佛殿碑记》记载：“粤稽甘肃张掖郡弘仁古刹有古卧佛遗迹，始自晋代永康元年。”碑记记载说，根据考证，甘肃张掖郡弘仁古刹之前有古卧佛遗迹，始于晋惠帝永康元年（300-301年4月）。
那么，始于晋代的古卧佛遗迹叫什么名字呢？
明宣宗皇帝御笔《敕赐宝觉寺碑记》记：“时燕丹国师求道天竺，至跋提之境，睹一石碑载如来昔记云：‘甘泉有迦叶遗迹，当于来世释迦法中遇八地菩萨，显迦叶之真仪，益恢弘于慧业。自兹以往，如复有善信，能以一花一香致瞻礼之诚者，必证佛果，复生天界。’”根据燕丹国师在天竺求法时见到的石碑碑记所云，古卧佛遗迹叫“迦叶如来寺”。这一记载也佐证了西夏国师嵬咩，是在迦叶如来寺发现的古涅槃佛。“燕丹览已，铭之心中，即日东还，将图究理，既闻嵬师获斯感应。乃知灵迹者，迦叶之所化。”
另据《重刊甘镇志》记载：“钟楼，弘仁寺内。”铜钟铸于唐，当时就在大佛寺的钟楼上。清代将铜钟迁于府城镇远楼之上（现陈展于张掖市博物馆）。而张掖大佛寺主殿北侧的金塔铸造的时间，也是在唐武后天授元年至长安四年（公元690-704年）间。这也就是说在西夏嵬咩国师建造卧佛寺之前，金塔和迦叶如来寺就已经存在。
《甘州府志》收录的《正统六年兴建金塔殿碑记》记载：“敕赐弘仁宝觉寺，旧名迦叶如来寺。永乐年间重建既备，正统六年季春欲建禅堂于北庑之后，旧有万寿塔基址高丈许，平治筑地于其上，发出旧塑佛四尊，各向四面坐，菩萨侍立者八尊，又有镇塔舍利，用玛瑙盒盛贮，及七宝等物，俱不敢动移。钦差镇守甘肃御马监太监兼尚宝监太监王贵同左少监李贵，总兵官宁远伯任礼，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曹翼，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任启、刘广等，京都备御都指挥昌英、马亮暨大小官员耆老人等，共发誓愿，重新兴建宝殿于塔基上。铸铜佛三尊奉安殿中，铜塔置于殿顶之上，特镌石为记。并置原镇宝物，再增添舍利宝贝以银盒石函盛贮，埋藏于殿基之下，用祈境土奠安，风雨顺时，百谷丰熟，人安物阜，万事吉祥如意，以示后世之人，庶不失阖境守土官员兵民众庶兴建之诚心云。”
1441年，明正统六年三月，时任甘肃镇太监王贵主持于原址重建金塔殿，在清理金塔台基时，于台基下挖出镇塔舍利等宝物508件(块)；同年五月，在正式动工建造金塔宝殿时，在508件的基础上又添加舍利等宝物，共2085件，一起入石函，镇于金塔殿殿基古台之下。金塔殿修好后，王贵将铸造好的三尊铜佛供于殿中，置金塔于殿顶。民国十七年（1928年）四月，金塔顶被当时驻扎在张掖大佛寺的国民党部韩启功盗走，至今去向不明。
1970年11月20日，张掖地区建工队挖防空洞时，挖出当年王贵所镇金塔殿地宫石函，出土文物2010件，1971年甘肃省博物馆调走其中675件。经鉴定，其中有500余件为唐代文物。这一考古发掘及文物鉴定，也再次佐证了金塔殿为唐代已有迦叶如来寺的建筑组成。敦煌研究院吴正科先生在他的《大佛寺史探》一书中，对迦叶如来寺有详细论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详细了解。
综上史料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见，张掖大佛寺的建造历史，应该是始于西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而西夏建卧佛寺只是张掖大佛寺自西晋始建迦叶如来寺以来，历朝历代修建大佛寺历史中的一次。
三
自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301年4月）开始，在1721年的历史长河中，张掖大佛寺多次易名，数次重建，无数次修葺。在河西走廊、在张掖、在不同的朝代，以一个特殊的身份承载着不同的使命，见证着张掖这座城市的成长。
永宁初年（301年），张轨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前凉由此肇基。张轨据河西之后，西通西域，南控诸羌，内攘巨猾，东奉晋室，丝绸之路得以畅通，张掖暨河西走廊成为佛教盛行的区域。《魏书·释老志》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迦叶如来寺正是此时建造并得到发展。
魏晋时张掖郡城自黑水国觻得故城迁址于今甘州古城，郡城治所由“觻得县”改为“永平县”。当时，新建的张掖郡城北垣过普门寺北侧，南垣过大佛寺南侧，东垣依长寿街，西垣倚劳动街(今欧式街)，东西宽约1250米，南北长约1490米，总面积(不含冲城)约1.86平方公里。
初建的迦叶如来寺就位于张掖郡城南垣之内，坐北面南，雄踞要衢，扼守南景门。迦叶如来寺的山门在今大卧佛殿西南侧，主殿在今大佛殿南，和其它传统寺院一样，现存于大佛寺主殿北侧的金塔殿古台，当时的万寿金塔殿是寺院的最后一座建筑。迦叶如来寺的主殿建在高大的土筑台基之上，除彰显寺宇之巍峨，也因张掖自古就地下水位较高，只有筑台建造，墙体才不易受潮酥碱，木质建筑也不会受潮腐朽。当年，西夏嵬咩国师发现古涅槃佛的“崇丘”，其实就是迦叶如来寺的土筑高台。古卧佛就是在高台下掘得，由此建造了后来的卧佛寺。
前凉时期的著名高僧单道开、支施仓、佛图澄、竺法护等无不与迦叶如来寺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后凉建立者吕光从龟兹东返时，请来了中国佛教史上的大翻译家鸠摩罗什，吸引了国内众多佛学家到河西求师问道。前、后凉大兴译经求道之风，迦叶如来寺如同驿馆般地迎送着佛教的先驱们。
公元401年，沮渠蒙逊在张掖正式立北凉国，412年迁都姑藏。《魏书》说沮渠蒙逊“亦好佛法”。《高僧传·昙无谶》中说他“素奉大法，志在弘通”。大约在公元411年，印度著名僧人昙无谶东至北凉国都张掖，受沮渠蒙逊礼遇甚厚，居于迦叶如来寺，在本寺僧人法进的祈请下，初演菩萨戒。北凉迁都姑臧后，昙无谶译佛经11部共120卷，特别是翻译了《大般涅槃经》40卷，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公元433年，昙无谶被杀害后，张掖迦叶如来寺首先开始制作、供奉涅槃卧佛像，以示悼念。
公元439年，北凉王沮渠牧键降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凉灭亡。444年，拓跋焘以长安寺院僧徒私藏兵器、奸淫妇女、广敛财物为由，下令毁寺灭佛杀僧，一时佛教蒙难，是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法难。河西僧人多西奔西域，迦叶如来寺僧人闻讯将涅槃佛像深埋于殿基之下，尔后逃向西土，迦叶如来寺也沦为废墟。
2003年夏，在张掖大佛寺的一次基础设施施工建设中，掘出北魏鎏金铜观音一尊。专家推断北魏文成帝拓跋濬解除佛教禁令之后，迦叶如来寺又开始逐渐恢复。
公元546年，西魏文帝大统十二年，分凉州以西张掖之地为西凉州。废帝三年(554年)，改西凉州为甘州，甘州之名由此始，沿用至今。
公元557年，西魏亡。北周仍设甘州。北周武帝在位之初，还曾“敕凉、甘、肃三州力役三千人造寺。”并建立了官方的宗教研究机构“通道观”，召集臣僚讨论释、道、儒三教之优劣，佛道经常相互挤兑。公元574年左右，在道士张宾等煽动下，开始下令禁毁佛教，强令僧尼还俗，焚烧佛典，将寺庙充作公产，惟州郡允许保留代表性寺院少许，是为历史上第二次灭佛。甘州的迦叶如来寺因此也处于颓废状态。
佛教与皇宫中的帝王，在隋唐时代，都或多或少的有那么些不解之缘。隋统一之初社会问题很多，隋王朝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提倡佛教。北周武帝灭佛时，佛教已普遍为百姓所信仰，用激烈的行政手段和暴力令僧众还俗，其隐患暗藏。
开皇元年，隋文帝杨坚即位，下令修复北周武帝废佛时破坏的寺院，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佛教，主要意图就是为了收买人心，维护社会安定。另外，隋文帝奉佛也有着极深的个人背景。杨坚幼时被寄托给一个叫智仙的僧尼抚养，在寺庙里生活了十三年。后来，杨坚常说“我兴由佛”是有来由的。为了弘扬佛法，杨坚广做佛事，而且进一步健全了僧官之制，各州置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管理僧尼事务。当时建的大寺院大兴善寺据载规模与太庙相同。张掖迦叶如来寺也无例外地步入由衰转盛期，得到全面恢复。
隋文帝之子杨广，也随着奉佛。杨广为晋王时，曾与天台宗创始者智觊交往甚密，并尊其为智者大师。在杨广攻打陈国时，曾下令全军保护寺庙、见佛像、经典谨慎收存。杨广即位后，仍大建佛寺，其中为文皇帝造禅定西寺，在高阳建隆圣寺、于并州建弘善寺等。
公元609年，大业五年六月，隋炀帝西巡河西，在张掖城内逗留数天。据传，炀帝的行宫就设在迦叶如来寺，并在行所接见了高昌王，炀帝还让随行的高僧为高昌王在迦叶如来寺设坛讲《金光明经》。
唐初改隋之张掖郡为甘州。在武德至天宝年间的一百多年时间内，由于中西交通畅开，河西走廊呈现出了兴旺、繁荣、安定的繁盛局面，“信徒络驿，香火不断，兴塔造像，极力鼓吹”；“村坞毗连，鸡犬相闻，佛塔遍地，市场广大，家给人足，俨然富庶。”佛教文化艺术在河西走廊由此迈向成熟、繁荣和昌盛的时期。
安史之乱后，吐蕃、回鹘占据张掖二百多年。
四
1038年，西夏建国，以甘州为镇夷郡，置宣化府，成为西夏的粮仓和牧业基地。嵬咩国师在迦叶如来寺发现古涅槃佛像，成为迦叶如来寺改建为西夏皇家寺院的重大转机。
在原迦叶如来寺寺院旧址上新建的卧佛寺，遵从释迦牟尼涅槃时的方位，按照头北、脚南、面西。以坐东面西的方位建造了延续至今的大佛寺。卧佛寺的中轴线与迦叶如来寺的中轴线相交呈十字状。
1206年，西夏天庆十三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随之便开始了大刀阔斧地西征和南侵，而南侵的矛头首先对准西夏国。1225年2月，成吉思汗亲率十万大军自北路挺入西夏境内。六月，蒙古军攻下甘州城。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承袭汉法，逐步确立了封建王朝的国家机构和制度，于至元八年(1271年)，定国号为元。元朝在全国设有十个行中书省，1281年，设甘肃行省，治甘州，以控制河西诸郡。大德三年(1299)，扩建甘州城。彼时，甘州既为甘肃行省都会，又是元朝世系豳王封地。
传说，1214年，忽必烈的母亲克烈氏（别吉太后）来甘州城时，早知卧佛寺不但规模宏大而且有求必应，十分灵验。她带着临盆的身孕前往朝拜许愿，岂不知没走出山门就感到剧烈的腹疼，只好在僧人的照料下，在寺内诞下了忽必烈。宿白老先生也认为：“传说忽必烈生在大佛寺，有一定可靠程度。”
1276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正月，伯颜丞相率蒙古大军包围临安，南宋王朝无力抵抗，年仅7岁的南宋德祐皇帝赵?遣臣“赍传国玉玺及降表”请降，成了亡国奴。《甘肃省志》曰：“后忽必烈夜梦金龙绕殿柱，赵?险遭杀害，遂遁入空门，释号合尊大师，移居张掖大佛寺。”由此，南宋少帝赵?在张掖大佛寺的许多轶事诞生。
忽必烈因为做梦梦见金龙绕柱，第二天早朝时，发现被封为瀛国公的赵?正好站在梦见的那根殿柱之下，忽必烈心生疑虑，担心梦兆赵?东山再起，打算除掉这个后患。谁知就在此时，早已心灰意冷的瀛国公，请求削发为僧，远渡西土学习佛法。如此消除了忽必烈心头疑虑，将其发遣到了上都。
1282年，赵?离开元大都西行，后于英宗延祐六年(1319年)奉诏到了张掖大佛寺，法号合尊大师。元末著名隐士权衡在他的著作《庚申外史》中云：瀛国公入都后，“自愿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诏居甘州山寺”。甘州山寺是卧佛寺的别称。赵?奉诏移居甘州卧佛寺后，写了一首诗，由此惹下了杀身之祸。明初洪武年间，和尚无愠著《山庵杂录》中这样记载：“瀛国公为僧后，至英宗朝，适兴吟诗，云：‘寄语林和靖，梅开几度花？黄金台上客，无复得还家。’谍者以其意在讽动江南人心，闻之于上，收斩之。既而上悔，出内帑黄金，诏江南善书僧儒，集燕京，书《大藏经》云。”
赵?在诗中本意是借宋代高洁之士林和靖之名，抒发自己内心对人生的感叹，寓意身在卧佛寺，十分怀念故土！诗中的黄金台是指卧佛寺的金塔古台，不成想却被元朝的间谍理解为燕昭王所筑黄金台，说他是有意在煽动江南人士东山再起，随禀奏圣上，使赵?蒙“赐死”之冤，自缢于卧佛寺。《佛祖历代通载》记：“至治三年(1323年)四月，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
《甘州府志》记载：“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春三月，定甘州路十字寺祭别吉太后礼。别吉太后，世祖皇帝母也。初，世祖定甘州，太后与在军中，后殁，世祖使于十字寺祀之。至是，岁久祀事不肃，故议定之，其礼未详。” 根据这一记载，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别吉太后死后，被葬在元朝皇室在卧佛寺寺院内增建的景教(基督教)教堂内。基督教教堂在当时被人们通称为十字寺。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说“基督教徒在此城(甘州)中有壮丽教堂三所”；《元史·顺帝纪》也有相似的记述：“1335年时，有圣旨云，甘州基督教堂中藏有忽必烈汗母莎儿合黑塔尼(S or hah tani) 遗体，应请为之祝福。”因此，十字寺是元朝在卧佛寺寺院内增建的一个建筑。明洪武五年，朱元璋所部将其付之一炬。《马可波罗行纪》云：“马可·波罗谓(甘州城)有壮丽之基督教堂三所，三百年后耶稣会士初至中国时，此种教堂已不复存在”十字寺成为大佛寺发展史中的一个插曲。
张掖大佛寺流传着元朝许多的皇室轶事，既然是皇家寺院，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那个佛教极为盛行的时代，大佛寺做为城市中最为庞大的精神统治中枢，于寺院内发生的故事自然层出不穷。
五
1372年，洪武五年，朱元璋派征西将军冯胜取甘肃。六月，大军逼近甘州城，元将上都驴率所部吏民830余户迎降。所幸洪武五年的兵燹只造成大佛寺部分建筑物的焚毁和破坏，卧佛主殿幸免于难。
明初在行政上改元代的“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为“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在军事上改元代的枢密院为“陕西都指挥使司”。洪武十二年(1379年)正月，在庄浪分设“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为“陕西都指挥使司”的派出机构。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都督宋晟扩筑甘州城二里三百二十七步，形同西安城，“门四，皆重闽，楼橹毕具”，角楼、巡捕、郭城一应俱全，建成了甘肃最宏伟壮观的城市，为肃王就藩等事作好了准备。翌年(1393年)，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从庄浪迁治甘州。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肃王朱楧就藩甘州。由此，甘肃镇被列为明朝“九边重镇”之一，镇治甘州。
《重刊甘镇志》载：“弘仁寺，明洪武五年兵燹，永乐九年(1411年)重建，十七年(1419年)敕赐今额。”
兵燹之后的卧佛寺长期处于破败状态，几近颓废。直到永乐六年(1408年)，因为朱棣对佛教的重视，朝廷在甘州置左卫僧纲司，随启动对卧佛寺的重建计划，《大明三藏圣教北藏》也在北京付梓印刷。
1411年，明永乐九年，开始对卧佛寺进行重建。在大佛寺建造修葺的历史上，明永乐年间对大佛寺的这次重建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此次重建于永乐九年开始，至十七年（1419年）竣工，工期长达8年，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再建。重建后的大佛寺，东西长约450米，包括前山门、牌楼、钟楼、东阳楼、西阳楼、金刚天王殿、卧佛殿、大乘殿、轮藏殿、土塔(并千佛阁)、后山门、内外圆殿、北庑、南庑及原迦叶如来寺遗存的建筑物，仅东西中轴线上就有9座建筑，真正体现了“九五之尊”的皇家寺院气魄。
1420年，沙哈鲁使团到中国考察后，波斯贴木儿王朝画师火者·盖耶速丁·纳哈昔在他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对大佛寺作了较详细的记述：“甘州城中有一大寺，广长皆有五百公尺。中有一卧像，身长五十步，足长九步，足上周围有二十五公尺。像后头上，置有其他偶像，各高一公尺上下不等。杂有喇嘛像，高与人身同。诸像制作甚佳，与生人无异。壁上亦置有其他偶像。此大卧像一手置头下，一手抚腿。像上傅金，人名之曰释迦牟尼佛。居民结群赴此寺中礼拜此像。”当时，大佛寺的山门位于今县府街东侧，后山门位于今南大街土塔东侧，卧佛寺的中轴线与迦叶如来寺的中轴线相交呈十字状。
张掖大佛寺自西晋始称“迦叶如来寺”，西夏崇宗贞观三年(1103年)，李乾顺御赐寺名“卧佛”寺，到永乐十七年（1411年）明成祖朱棣敕赐“弘仁寺”，张掖大佛寺有了第三个名称。
宣德二年(1427年)，大佛寺主殿走过来320多年的历史，已是岌岌可危。宣宗皇帝朱瞻基“承祖宗之鸿业”，在时隔9年后，在祖父对大佛寺修葺的基础上，重建了卧佛殿。并御制《敕赐宝觉寺碑记》，改赐弘仁寺名为“宝觉寺”，大佛寺有了第四个称谓。
《甘州府志》记载：成化十三年（1477年），四月初一申时，“甘肃(甘州、肃州)地裂，又震有声，地生白毛，冰厚五尺，间以杂沙，有青、红、黄、黑四色。”由于地震，导致卧佛佛首倾颓。是年，六月初一，即由镇守太监颜义组织修复完毕。又过了114年，到万历十九年（1591年）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卧佛佛首螺髻倾颓脱落，有时任总兵都督张臣与相关信众，于是年四月十五修复，其余修葺陆续于二十二年夏天结束，这是明朝对大佛寺的最后一次修葺。
六
清初甘州被李自成所部贺锦占据，顺治二年(1645年)世祖派孟乔芳为总督，横扫李自成及贺锦余部，“所至咸降下之，流贼四溃，遂直抵甘州”。清朝在甘州的政权很快建立起来，延明旧制。顺治五年(1648年)，甘州爆发了米喇印率领的回民起义，全歼清朝军政官员，很快占领了甘州城。
米喇印、丁国栋回民起义并未毁烧大佛寺，而是在大佛寺“搜装锦甲”的过程中，造成了900余卷佛经失毁。不同于明代对大佛寺以重建为开端，清朝对大佛寺则是以补造佛经为开启。补造佛经的工作一直持续到雍正三年（1664年），方告结束。
《甘州府志》载：“雍正一十二年，甘山道岳礼、知甘州府冯祖悦、知张掖县李廷桂等重修。” 这是清代对大佛寺的初次维修，始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这次维修的详细情况未见碑铭记载。至乾隆十年(1745年)时，距卧佛殿肇建已有640余年历史，距宣德二年间的重修也已经又有320年。乾隆十年春季的一天，卧佛殿就像一位已届天年的老人般倒在了寺院的中心!
时任大佛寺住持思宗，及功德主秉仁等紧急募化全郡官员军民，共助檀波，于乾隆十年七月，开始重新修筑卧佛殿。这次重建的卧佛殿改变了原有庑殿单檐大殿的建筑形式，改建为外带回廊的两层歇山顶，呈三滴水楼阁形，时称为“三层楼阁”式。这座新建的大殿平面规模与原有卧佛殿相当，面阔十一间，四周加廊，殿堂内部规模未变。重建中，凡旧有木质构件可重新利用者，均进行了再利用，如此既避免了浪费，又保证了重建进度，整体工程历时近两年，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月初八日结束。
《乾隆十二年重修卧佛殿碑记》记：“明宣德年间奉敕重修一次，但今大清乾隆十年卧佛殿倾颓，住持思宗及功德主秉仁等募化合郡官员军民，共助檀波，桐月(七月)筑基，改式重修三层楼阁，仍塑卧佛金身。丁卯梅月(四月)装脏。”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进行了清一朝对大佛寺的最后一次保护性维修。《卧佛殿光绪三十一年维修题记》载：“重修东观音堂、百子宫、二郎庙、弘仁寺大佛寺内外圆殿，并更换大殿梁柱、门窗阁扇，挂瓦补脊，重新土塔，补铃悬镜，所有各殿神像一并焕然维新。宣统三年彩绘大佛寺题记。”
维修由甘州惜字社发起，更换了卧佛殿梁柱和门窗阁扇，对主殿顶进行了补脊挂瓦，补修了土塔，增补了缺失的风铎和悬镜，并维修了寺院的观音殿和所有塑像。后来又对山门、卧佛殿、土塔等寺院建筑进行了重新彩绘，共调集画匠20名，彩绘历时两年，至1911年6月，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告竣。大佛寺也走完了张掖的古代历史。
历朝历代对张掖大佛寺的名称，均以大佛殿的修葺为转折。西晋惠帝永康元年至西夏崇宗永安元年，称“迦叶如来寺”；西夏至民国期间，则先后以“卧佛寺”、“弘仁寺”、“宝觉寺”、“宏仁寺”为寺院名称；康熙敕赐“宏仁寺”，因《甘州府志》成书于乾隆年间，为避康熙皇帝“弘历”名之讳，在志书中仍然记为宏仁寺。同时，伴有民间称“大寺”、“睡佛寺”、“大佛寺”等名称；还有“甘州山寺”、“甘浚山寺”等别称。1992年，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途经张掖，在实地考察大佛寺后，题写了匾额“大佛寺”。延用至今。
参考文献：
《甘州府志》
《重刊甘镇志》
《西夏书事》
《黑水国古城》吴正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
《大佛寺史探》吴正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
《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第61章释文。
《简明西夏史》李蔚，人民出版社，1997年。
《张掖史话》
《甘肃省志》
《新修张掖县志》
